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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做生意,离不开“面子”

  在中国讲人际关系的时候,最多提到的是人情:潜在的是人情,明面上的叫面子。我们通常会说,谁跟谁有面子、谁给谁面子、谁跟谁说话有面子、谁为什么能帮谁是因为跟他有面子。在汉语中“面子”这个词讲的是表面的虚荣和人们之间的情面。它在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率如此之高,以至于100年前外国传教士、旅行者、记者、外交官进入中国的时候,首先学会的就是“面子”这个词以及它背后所对应的行为方式。

  20世纪初,一个美国人曾经写道:“要想尽我们所能地了解‘面子’的含义,就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,那便是作为一个民族,中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做戏的本能……稍微遇到一些情况,他们便立即进入角色,完全模仿戏里的样子,打躬作揖,跪拜叩头,口中念念有词……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,而是形式问题。总之,面子是理解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。如果说中国人特性中还有许多暗锁还未被我们打开,那么‘面子’便是打开这些暗锁的金钥匙。”

  西方人对“面子”的理解是:我的一个行为会使对方备感荣耀,这叫给对方面子。反之对方某个行为使我很不体面或者为我带来负面的评价,这叫顿失颜面。这个解释比较局限。很多社会学家对“面子”的研究也很感兴趣,比如台湾学者黄光国的《面子:中国人的权力游戏》和大陆学者翟学伟的《人情、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》都对“面子”有较深入的研究。按照这些社会学家,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家对“面子”这个词的定义,面子就是甲在众人面前对乙给予积极的评价,而使乙得到一个正面的荣耀。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甲与乙的关系,一定要是公开的,而且要有其他人在场。这种正面评价有两个方式,一个是吹捧某人的才能和门第,一个是吹捧某人的容貌和财富等等。

  面子的核心运作模式中有三个角色很重要,见证人、施与者及接受者。当事人(在场者或见证人)的分量越重,这种正面评价带来的面子就越大,反之亦然。比如张艺谋当着李安的面夸章子怡,章子怡的面子就达到了最大;如果张艺谋对着一个罪犯夸章子怡,可能李安会觉得张艺谋有神经病,章子怡也会很没面子。一个本身地位卑微的人,被人当着一些很有身份的人的面贬损,产生的负面效果会最大化,除了很没面子,甚至可能产生怨恨。

  另外,接受者的数量、地位以及与见证人的亲疏程度也会影响面子的满足感和尊荣。如果我当着许多熟人的面夸你,且这些熟人位高权重,那么带给你面子的满足感将达到最顶峰,这种满足可能会让你在未来某个时候或场合用其他方式回报给我。陕西人很质朴,常说一句话:你把人给尊重一下,其实就是给面子的意思。

  在面子下面掩盖的是什么?实际上是一种人情互动,即施与和回报。面子很有意思,面子和人情配合在一起,才能如鱼得水。面子是熟人之间的通行证,既是一种担保,也是一个利益交换最重要的手段。有了面子,人们之间的人情就可以储存和转换(移)。给面子的一个方式就是送礼物,逢年过节给你送,送十年二十年。最后这个人情就寄存在你那儿,我可以一次支取。到时候我让你办事,就会让你办个大事。这就是人情的储存。

  面子和人情也可以转换。因为我不断地当着众人面吹捧你,然后给你送礼,这样就在你那儿积累了面子;于是我可以要求你帮助我想帮助的其他人,这个面子就转化了。由于我给你足够的尊重和积极正面的荣耀和评价(我给你面子),也使你觉得应该给我一个正面的评价(给我面子),当我提出任何要求的时候,你会给予回报。这个回报并不一定价值相等,可能是我有一个朋友去你那儿旅游,请你接待一下,这也叫回报。由于你位高权重,我提出这样一个要求,你按照我刚才的模式,当着别人的面能接待我的朋友,又当朋友的面说我好话,等于我又有了面子,面子和人情就这么转换了。比如说河南某老板通过当地老胡告诉我他想去哈尔滨,这人在老胡那儿有面子;我找了哈尔滨的冯大哥,冯大哥让他的朋友刘大哥帮我用心安排了。结果这件事办妥了,老胡在我这儿有面子,我在冯大哥这儿有面子,刘大哥又给了冯大哥面子。最终大家就都很舒服,等于那个人吹捧了老胡的能力,老胡吹捧了我的能力,我吹捧了冯大哥、冯大哥又吹捧了刘大哥的能力,面子就转了一圈,相互转移、储存、回报。

  西方人是理性人,中国人是情感人、情绪人、关系人、面子人。如果在西方,这事情很简单,出门旅行,需要多少钱,付给旅行社就OK了;但在中国,这么折腾一圈,不但省了给旅行社的钱,人和人之间还有了密切的互动,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。

  在人情面子的社会,人情相互回报有一个固定模式。古往今来,中国人际关系有个传统:强调角色化的关系。所谓角色化的关系,就将人和人的关系纳入一个游戏规则,这个角色我们过去叫五伦,即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。针对这五对关系,有一整套的要求教人们应该怎样去做。父慈子孝大家都知道了;夫和妻柔,丈夫要和睦、包容,妻子要柔顺、温柔;兄友弟恭,兄长对弟弟要爱护,弟弟对兄长要恭敬有礼;君仁臣忠,君要仁厚,臣要忠诚;朋友是相信互惠,互相信任帮助。这五伦关系互相依赖、互相依存、互相回报。在这个过程中,将心比心就是中国人际关系维持和谐的模式。你要给别人面子,别人也给你面子。你帮助别人了,别人就帮助你。

  中国人把人的关系分成了三种。一种叫家人关系,这是最核心的一层。家人关系里权利和利益保护没有条件,而且不讲回报。家人关系不好的时候,当然会有沮丧、焦虑、愤怒、敌意,但更多是忍耐,因为家丑不可外扬。第二层关系是熟人关系,比如同学、邻居、同事、同村乡亲。熟人关系对人情的回报有一些期待,会通融但也有条件。家人关系是没条件的,家人甚至包庇犯罪。熟人之间是有条件的,要是有熟人犯罪了,要不要包庇?这熟人可能就要琢磨琢磨了。第三层关系也是中国文化中最少涉及的生人关系。公事公办是生人关系的特点。生人之间往往不给任何照顾,只讲利害,对回报和利益要求最高,没有任何信赖和变通,这就是生人关系。关于人情面子的这三层关系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,可以产生许多微妙的玄机。家人关系超越制度、超越规则,面子最大,人情至上;熟人关系有选择有条件,有时好用,有时不好用;生人关系人情最少,面子最少,规则最多。

  总体来看,一个民营企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做生意,脱离不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。当外部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时候,我们更多地求助于熟人,求助于别人给我们面子;为了让别人给我们面子,我们才给别人面子;通过给别人面子换取别人给我们面子,最终获取别人的支持。在面子后面是人情,人情后面是权力和利益的运行规则。因此,民营企业特别重视这些关系资源,不断地把生人变成熟人,把熟人尽可能地变成家人,以此拉近距离,获得他人对你的支持,不断超越规则、给予变通。当体制比较僵化的时候,这种变通意味着我们对旧的体制的反叛、瓦解以及对新事物的创新。所以,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始终特别重视面子、人情,既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原因,也有冲破现实体制不合理束缚的实际需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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